逻辑思维在中医学中的体现
恩格斯曾经说过:人类思维着的精神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 人类肇始, 便开始了思维之旅, 并由于种种原因 , 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 而思维方式也是决定文化和科学发展方向的关键因素之一。 尽管精密仪器在现代科学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但是不可忽视的是, 人的头脑始终是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工具。 为了探索无穷无尽的未知领域, 必须综合应用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这两种思维方式。 特别对于中医学这门体现了浓厚哲学性和人文社会性的科学, 二者更是缺一不可。一、逻辑思维在中医学中的体现 逻辑思维是科学思维的最普遍、最基本的类型, 它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 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对客观世界的间接的、概括的反映过程, 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正因为逻辑思维是现代西方科学思维的代表,那么, 我们不禁要问 , 传统的中医学有没有逻辑思维呢? 作为一门深深渗透着东方的人文精神的古老科学, 它的逻辑思维又是怎样的呢?让我们来追溯中医这条至今仍富有生命力的河流之源头。 中医的产生与发展始终与中国的哲学思想密不可分, 是建立在“ 天人相应” 、“ 道法自然”的思维观念之上的, 中医的理论奠基石———《黄帝内经》便是大量吸收了先秦哲学的思想而形成的。《内经》中关于阴阳五行的论述, 就既包含了形式逻辑的方法, 又体现了辩证逻辑的思想。 如周瀚光认为“《内经》的阴阳学说提供了一个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相统一而以辩证逻辑为主, 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相统一而以演绎推理为主的逻辑思维模式。”并将其分为六种主要模式:①比类对应式;②互含递进式;③转化循环式;④消长平衡式;⑤揆度合参式;⑥正反逆从式 。而王众将中医逻辑思维方式从具体应用方面分为:①阴阳分析法;②五行制约法;③本标缓急法;④运动传变法;⑤知常达变法 。这些《内经》就已确定下的逻辑思维方式构置成了中医学二千年来的发展框架。 那种认为中医学没有逻辑思维, 其基本理论———如阴阳五行都是模糊、神秘、不可验证的概念, 是阻碍中医学发展的观点, 都是站不住脚的。 正因为《内经》所确定的中医基本理论是符合逻辑, 符合人们的思维规律的, 所以能够历二千年而不衰, 至今仍在中医临床方面发挥其理论的威力。而东汉末年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正是对《内经》的逻辑思维的进一步发展, 它将理论与临床完美地结合, 确定了辨证论治的规范和程式, 体现了中医学的精华。 作为一本治疗外感热病的专著, 为何被历代医家奉为圭臬, 认为可“统治百病”呢? 当然不是因为具体的诊治本身, 而是其中体现出的思想方法。 首先, 它建立了六经病的整体框架, 概括了疾病的整体规律性, 以汤方统证分类, 把具体的病证与治疗方案联系起来, 用逻辑确定性的方法在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中架起了一座桥梁, 使《内经》中的形式逻辑方法进一步完善和具有实用性。 同时, 它又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以整体联系、变化的观点来看待人体和疾病, 将思维的确定性和思维的灵活性统一起来。 如原文的“观其脉证, 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和“但见一证便是, 不必悉具”, 就是这种观点的最好体现, 因此, 在辩证逻辑上也取得了进一步的突破。正是因为这两部书在逻辑思维上取得的重大成就 , 才使中医理论与辨证论治的框架基本构建完成, 纵观后世的中医学界, 亦无出其右者 , 在逻辑方法上亦少创新和突破。至于《汉书·艺文志》曾记载的当时医学的另两大门类———房中和神仙, 正是因为缺乏科学的逻辑思辩, 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几近湮没无迹了。 二、非逻辑方法在中医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在现代科学思维中, 非逻辑方法包括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 它们与逻辑思维相比, 缺乏分析、综合、比较、分类、归纳、演绎等逻辑内涵, 而是强调感性认识, 以意象、联想和想象或直接领悟来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及规律, 甚至有时伴有“ 灵感”这一特殊的心理体验及心理过程, 使认识主体的创造力达到超水平的发挥。 非逻辑方法历来被认为在中医学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如匡调元所说:“在传统中国医学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主要是依靠直觉领悟与形象思维而不是靠逻辑思维。” 不可否认, 《内经》中逻辑思维的基础正是建立在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的方法之上的,“ 天人相应” 、“ 五行相克”、“血脉同流”、“ 经络相通”、“ 子午流注”无不是通过意象、联想和想象, 甚至直觉心悟创造出来的。 在临床实践上, 强调“ 医者, 意也” , 以直觉心悟体察疾病, 正如《素问·八正神明论》所言:“神乎神, 耳不闻, 目明 , 心开而志先, 慧然独悟, 口弗能言, 俱视独见, 适若昏, 昭然独明, 若风吹云, 故曰神。”正因为非逻辑方法具有重经验性, 重主体性, 认识的直觉性。 所以, 中医学发展的经验积累性决定了非逻辑方法的重要作用。 如形象思维, 首先可直观形象地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例如对于脉诊的描述即反映出非逻辑思维的特点,“如盘走珠”与“ 如刀刮竹” , “ 如循琴弦”与“如循刀刃” , 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 用药中, 藤类药多能通络搜风, 虫类药善于活血祛瘀等等。 其次, 能突破现实的局限, 抓住主要矛盾, 将研究对象进行极度的纯化和简化, 以利揭示对象的本质和规律, 如以五脏为中心的藏象学说的形成, 亦是这一思维方式的体现。而直觉心悟的作用近年来更是被人们所重视。 李泽厚在《漫述庄禅》中阐述了直觉心悟在中国古代哲学上的作用,“ 它在冲破精确而僵硬的概念抽象, 提供活泼的感性启示, 使科学思维艺术化, 简洁处理复杂图景或直观把握某种非概念语言所能传达的意蕴等等方面, 都是值得研究的。……我认为这在今日的思维科学中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因为这种非分析非归纳的创造直观或形象思维正是人不同于计算机, 是人之所以能作真正科学发展的重要心理方式”。 在医学上, 直觉心悟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最大限度地认识疾病的本质, 因其一方面重视身临其境式的感受, 另一方面, 侧重从整体角度,而不是片面地从组织器官结构或机能变化上把握疾病, 结果也许更能贴近疾病的本质。 如扁鹊望齐侯之色, 张仲景决王粲之生死等。 在现代临床中, 直觉心悟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如在临床诊治中, 不经推理就凭经验和患者表现即能迅速作出判断, 得出结论, 为抢救病人赢得了时间。此外, 在选择诊治方向, 对病情转归、预后作出预测, 对新的临床证象提出假设及评价药物疗效上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 直觉心悟在当今的临床上几乎成了作出正确判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步骤, 而中医这一点更为突出。 法国哲学家帕格森也不得不承认直觉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指出直觉是“ 一种理智的交融, 这种交融使人们自己置于对象之内, 以便与其中独特的, 从而是无法表达的东西相符合” 。 三、 现实的困惑和道路的探索 至此, 我们必须面对一个困惑, 既然中医从一开始便具有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 有着较为完善的逻辑思维, 以及更为丰富的非逻辑思维作为补充, 为什么没有进入现代科学发展的轨道呢? 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中已经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如从思维方式的角度去看, 中医传统的逻辑思维从汉代以后就没有大的发展 , 使之始终处于一个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境地, 而且, 从后世的理论发展来看, 更注重实用性, 而没能建立一个理论医学的逻辑体系。 由于哲学对于医学的反向作用, 使中医学偏重于整体思维和思辩, 妨碍了对人体内部的结构作更深入更细致的分析。 王清任，清代医学家。字勋臣，直隶玉田人。王清任撰刊于道光十年(1830)，是他访验脏腑四十二年呕心沥血之作，也是我国中医解剖学上具有重大革新意义的著作。 这就不难理解, 为何到了清代, 王清任建立在实体解剖之上的《医林改错》长时期被认为是医学的离经叛道之作, 而明代吴又可在瘟疫流行时提出的“ 戾气”学说虽比西方类似的微生物致病说早, 却始终未得到重视和发展。 正如哲学家刘长林指出:“ 中国民族的传统思维重视事物的功能联系, 轻视实体本质;对问题强于综合而弱于分析 ;重视时间因素超过空间因素;具有整体性、对待性、直觉性、模糊性、内向性、意象性等特点。” 而由于形象思维和直觉领悟的过于强大的作用, 使中医理论在具体应用中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 纵观中医发展的历史,其不同的学派之争只是在《内经》构筑的这座完整的大厦中各自提灯摸索, 各自把接近自己的一处所照亮, 但仍无法窥见全貌。 在这样的情况下 , 自然就难以进一步深化,造成如“三焦” 、“ 命门”等概念上的论争至今未息。 所以, 正如中医的整体论并不等于现代的系统论一样, 我们的直觉思维也不能与现代西方在理性思维充分发展的情况下的直觉思维相提并论。从本世纪初, 我们就开始了一条探索中西医结合、传统与现代贯通的艰难之旅。 为了确立一个完整而精确的大系统, 我们试图把传统辨证论治纳入一个完全规范化、客观化的轨道, 把形象思维和直觉心悟改造成严密的逻辑论证体系。 于是在我们的教材上有了固定的疾病种类, 有了固定的分型论治, 有了对应的方证应用。 然后我们发现, 辨证论治的灵活性逐渐被“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所替代了, 中医重又陷入了初级的形式逻辑思维的陷阱。日本自 70年代至今在应用“ 汉方”上盛行“ 方证相对论” , 将经方大批滥用, 造成大量副作用的产生。 孰之错, 究竟是方药还是应用方药之人呢? 我们走出了二千多年“ 整体观念”及“辨证论治”的大伞, 又走进了西方传统思维的另一把大伞之下。 我们自认为摆脱了传统文化中模糊主义、神秘主义的影响, 又被迅速地注入了另一种西方传统的思维规范中而无法摆脱。 这正是当前中医学界的误区。 如果不摆脱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对中医界造成的影响, 那么“ 中国医药学就只能在主观上认为`已知' 范围内打转转, 除了反复印证那种“已知”的东西之外,已经无事可做。发展也好, 提高也罢, 充其量无非只是古今中西语言表述上的差别, 而其实并无本质上的突破”。上世纪以来, 随着“ 相对论” 、“量子论”的出现, 人类在认识上又进行了一次跃迁, 目光从宏观深入和提高到了微观、宇观等领域,同时, 自然界的复杂性在人类的目光中也进一步清晰起来。 自组织理论的出现, 使得 18 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学者所骄傲地宣称“世上的一切知识都已在人类的掌握之中”的豪言壮语变得十分可笑。 现代科学研究的成果越多, 我们所不能认识的未知领域也越大。 我们身外的大自然出乎意料的复杂, 而我们人体自身的复杂性也并不亚于此。 科学家们至今仍在孜孜不倦地追求极限, 而哲学家们早已宣称基本粒子无限可分。 医学家们深入到了细胞、染色体和基因, 可是连一个最简单的疾病完整的发病机理也仍不够清晰。 这就是现实, 也是中医学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过:“ 凡是可以纳入规律, 因而是我们知道的东西, 都是值得注意的;凡是不能纳入规律, 因而是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都是无足轻重的, 都是可以不加理睬的 , 这样一来, 一切科学都完结了。因为科学正是要研究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 我们对于自然界和自身的认识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真实地反映和把握客体的全部本质。 如何调动各种思维方式的积极性, 使它们发挥最大的作用,对于科学的创造性突破具有极大的意义。 在认识客体方面, 逻辑思维取了易把握的一面, 能满足人类对客观世界中低层次关系进行分析的需要, 而非逻辑思维取了真实的一面, 特别是直觉心悟方式, 目前为止仍是人类对复杂事物总体性把握的有效方式,两者当互为补充。 同样, 在中医学上, 几千年来形成的多种辨证论治体系使中医辨证渐趋完善和规范, 但是疾病证候的无限性和各种辨证体系所能包容证候的有限性, 使得这些辨证体系均难穷尽所有的证候及其本质。 因此, 综合运用逻辑与非逻辑两种思维方式是唯一的选择。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 从特殊到一般的道路是直觉性的,而从一般到特殊的道路则是逻辑性的。” 只有将逻辑与非逻辑两种思维方式结合, 才能逐步认识探索之复杂性;只有将两种思维方式结合互补地应用于中医学未来的发展, 才能使中医在二千年独立发展后, 重新与现代科学哲学相结合,在发展的螺旋线上又上升了一层。科学研究者面对大自然, 如同一个提灯摸索的人,随着探索脚步的伸展,他逐步能将脚下看清, 将他所经过的路程描绘出来。 我们相信, 终有一天, 人类的智慧之光能把这道路彻底照亮, 能够洞悉自然界的奥秘, 包括我们古老而年轻的中医学。
